学员之角

“新英格兰杂志--几步之遥?”
新英格兰杂志---单单说起这个名字,伴随而来的可能就是很多个“wow”。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说起杂志的长处在哪里,历史有多久远,具体的impact factor有多高,但是只知道它绝对属于科学杂志的贵族。一言以蔽之,遥不可及!
三生有幸,我们有生之年竟然跟她只有“一步之遥”。作为隆重打造的loogwood的第四期的开山之作,长木项目的组织者们力邀新英格兰杂志的执行主编Edward医学博士给大家徐徐地解开了新英格兰杂志的神秘的面纱。Edward颇有绅士丰富而幽默的讲解,让广大国内外学者了解了新英格兰杂志的前世今生,如何组织审稿、定稿,关注哪些领域,有怎样的稿件内容和格式的要求等等。
其中,他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入选稿件量目前已经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我们仍然注意到,从入选篇数上中国的稿件几乎为美国来源稿件量的1/3,尚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作为权威的科学期刊,新英格兰更多的面对的数量众多的医学工作者,既非非常具体深入的某一个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也非没有医学背景的普通受众,因此,大规模的人群研究,小规模的人群研究,还有罕见病例的报道成为他们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当然,严谨无瑕疵的研究设计,恰当有效的统计方法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当观众问起杂志对怎样的中国研究更有兴趣时,Edward表示他们没有偏倚,只要是符合杂志要求的,高水平的,原创的可能都适合。
的确,好的杂志不会出命题作文,正所谓“博彩天下之长,为我所用”。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人员愿意去“试投”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缺乏研究资源和对象,可能尚有不足的是研究的idea、method以及quality control。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研究人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即便如此,只有不断的有人前赴后继的去“试错”,才能“积跬步以致千里”,终将我们与新英格兰等顶级杂志的距离越缩越短!                 -----写在羊年伊始,既作纪念也自勉
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很高兴能在Harvard遇见这样一个供大家学习、交流和讨论的平台。虽然自己在MGH做Fellow,但每次的授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因为每当获知讲座的题目时,我都会有一种感觉:这节课的内容对我很重要,它正是我想要了解的。
两位老师的授课都很有“魅力”:
刘小乐老师的授课方式很随和,但信息量很大。感受最深的是,刘老师总能结合自身的经验和阅历,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形象化和生活化,因此在聆听的过程中总会产生很多的“共鸣”。王济平老师的授课很有特点,“启发式”的教学总能调动起大家的主动思考。王老师的授课内容很符合中国临床现状,每次的授课都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谈国内的临床研究。因此,这对于处于事业刚起步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总之,感谢两位老师在本期课程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感谢活动组织、协调、通知的各位老师,谢谢您们的细心安排。
最后,预祝下期课程取得更好的成果!
中美文化的碰撞-
                       长木转化医学中国计划听课有感
    自从今年5月听说有一个叫“ 哈佛医学院波士顿中国医生沙龙”的活动(现改名为长木转化医学中国计划),我就一次不拉地参加了,总计听了5次课,刘小乐教授3次,王济平教授2 次。这些课程的听课,让我受益颇多,不仅开阔了学术视土野,增进对美国文化的了解,而且两位教授的激情很有感染力, 每次听完课都有充电的感觉,恢复活力。
    在这几次课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由王济平教授主讲的,关于临床文献的批判性阅读那次。王教授的讲课,言辞犀利,咄咄逼人。他在课前先讲了一个临床病例,不断提问。在场的中国医生回答模糊时,毫不留情,穷追猛打。那种感觉让我想起了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中那个要求严格的实习医生主管Miranda Baile。 而在场有几个中国医生也很好强,想来在自身的领域也是个人物,也是教授主任级别的,所以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所以场上气氛有一段时间很微妙,倒象是场辩论赛。 我不是医生,是个旁观者,见此种情形,倒是觉得很有意思,学术上就得有这种较真的劲头吧。观察王教授和中国医生的冲突,我感觉受到了中美文化和思维之间的冲突。
    第一个冲突是美国“量化思维”和中国“模糊思维”之间的碰撞。王教授讲的案例是消化道出血,病人有休克倾向,需要补液,500毫升,要在15分钟左右补充完。他问,一分钟要补多少滴?1毫升相当于多少滴?在场没有人能回答。我猜想一方面可能因为国内是护士管输液,另一方面,我们跟美国人相比,确实在量化思维方面是 差一些的。早年就有人总结过中国菜谱和西餐菜谱的区别,说前者喜欢用“少许,一些”,后者是用“克”和“毫升”的。现在的中国菜谱有变化,大多都标上了 量。可是我们自己在做饭时,有谁会精确掌握量呢?而美国人的厨房用具中,就有天平和各种规格的量具。我的PI也说,他之前的一个美国实验员,如果吩咐她做 一个实验,一定要给她一个数字,尽管有时候他说,这一步,量多点少点没关系,但她会坚持说“I need a number”.
    第二个冲突是关于“全科”和“专科”的冲突。王教授问大家上课前有无去查阅关于消化道也血的资料,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查,有医生解释说,因为自己不是消化 科的,所以就没太关心。听王济平教授的观点,他认为象消化道出血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医生都应该懂得诊治。在其讲课中,他一再强调病人是一个整体。不知这跟两国住院医生训练的差异是否有关。在美国如果想当一个专科医生,其住院医生训练的时间比全科医生要长。比如想当一个全科医生,住院医生训练是3年。普通 外科是5年,脑外科和整形外科是七年,之后通过考试才有独立行医资格。
    第三个冲突是确定“优先事件”上的冲突。王教授提到的消化道出血案例,问大家首先要采取什么措施时,很多医生的回答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如果某项检查是……,就如何…… 之类的。王教授很不满意,进一步延伸案例的方向,说等做完这些检查,病人已经休克了。他一再强调“优先事件 (priority)”的概念,一个危重病人的 抢救,要采取的干预措施很多,但只有一个事件是最重要的。我不懂行,但听中国医生的回答,感觉有点太过追求完美,似乎象是在参加考试,要交出一份满分的答 案。王教授提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作出判断,这是医生这个职业之所以神圣的原因。我想这也是医生这个职业具有挑战性的原因之一,这个案 例的讨论,也让我理解了医生在作决策时面临的压力,决策的正确与否,有时是一瞬间的事,一个念头,决定生与死。不是上帝,却要扮演上帝的角色。
    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作出判断这句话,我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了。其实生活和工作中,又有哪一件事是在信息完整无缺的情况下作出选择的呢?结婚、买房、投资、为孩子选择学校、换工作、留学、移民…………如果所有的信息都得到了,那就不需要判断了,计算机通过计算就可完成了。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作出判断才是决策能力的体现吧。
    听完课后的没几天,在王教授的微信上看到他转的一篇文章《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亲人》,文中国内医学院毕业而现在美国行医的医生对当年的恩师看病的诊疗过程发出质疑,也对国内医生的培训体系提出问题。看完心情不是一般地沉重。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在讲病例时,会对中国医生的回答究追猛打了.......
    对两位教授的和活动组织者的付出,我心存感激。刘小乐教授教授的一句话,我记忆犹新:要对社会有积极的影响。我想他们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点,给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也希望向他们学习,尽我所能,传播正能量。
我来波士顿访学刚3个月,中途经过朋友介绍,参加了几次长木转化医学中国计划的培训课程,虽然次数不多,但是感受很深。首先要感谢组织者的精心筹划和用心管理,以及细心的调整;其次要感谢两位老师长期以来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才华。
我感受很深的两次课程有两次(本身就参加了3次)。一次是刘小乐教授讲解中西方的科研差异,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终身教授的人才培养之路,应该说跟中国国内情况差异很大。有许多的环节既值得我们作为研究人员思考,也值得我们作为未来的家长反思。只有吸收美国教育精华的地方,把它渗透和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去才不枉此行。二是刘小乐教授讲解的二代测序技术。作为访问学者来美国一年,本身就从事相关方向的学习,因此听起来格外有吸引力。除了测序技术的更新发展以外,对于未来各个行业领域海量的生物信息数据的涌现,掌握和了解必要的分析方法也显得尤其必要。因此,我也针对自己实际工作和科研中遇到的问题请教了刘教授。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非常感谢这个项目和两位老师,我第一次觉得如此贴近国际前沿,也学习到了很多书本外的“大实话”。希望长木转化医学中国计划可以越走越远,越发展越好,成为响亮的“中国号角”!
经过这几次的听课培训,我深深的被两位教授感动了。他们走在世界医学的最前沿,学识渊博,高瞻远瞩,却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尽管有人说王济平教授的授课语言犀利,穷追猛打,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从和他的交谈中,你能体会到他对祖国医学事业的关切和期望,他希望学员们在接受了这些培训后能将这种科学先进的理念带回去,使我们的医疗发展的更好,使中国的老百姓更加受益。刘小乐教授的讲课亲切,充满了亲和力,她总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一个很艰涩难懂的概念简化,使得容易理解和接受。两位教授是华人在美国个人奋斗成功的典范,学习的楷模,在他们个人成功后,首先想到了要怎么样为祖国做贡献,回馈社会。他们工作即使再忙,也抽出时间深夜备课并希望他们能为祖国的医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被这种美好的愿望深深打动,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1.医院对医生科研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医生对怎么做科研却很迷茫 访问学者的特点,年龄偏大,虽然业务好,但没时间钻研科研,对带学生怎么做课题也多无头绪,写的文章大部分是回顾性分析。但上级对科研的要求又越来越高,部分医院的新规定甚至是,如果没有在任职期间发表足够的文档将降级使用。而结合国内医院的现状,国内大部分医院与科研机构分离(首都医科大学十多家附属医院,只有一家医院在医学院旁边,可以使用医学院的实验平台。朝阳医院只有呼吸疾病研究中心),医院只提供临床服务,没有好的实验室做基础研究,想业余时间去做实验很难。临床实验无疑是解决他们困扰的最好途径。 2. 国内医生做临床实验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一是病例多,这个优势一定要好好利用,特别是罕见遗传病,国外研究起来很难,因为一年也遇不到几例,国内就有这个优势,拿这个做家系二代测序,这个就涉及做科研怎么“捡漏”也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topic。 优势二是样本量多,病人多,手术量多。 劣势是 大部分医生不知道怎么规范的,做一个符合要求的临床实验设计, 王教授的课是给我们开了一扇门,如果再稍稍给我们领进去,入一点门,就更好,比如做一个小的临床随机对照,常常容易忽视的地方,犯的错误,操作起来容易卡壳的地方,审稿人看的是是哪些重要点,最常见可能挑出的错误,等等。 通过王教授的课,我们对开展临床实验的重要性有了了解,(中国没有指南和公告,医生没有指南和公告的指引,所以医学仍然停留在“经验”,而非“科学”,没有指南和公告的原因是因为以临床实验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对“怎么做“还是一头雾水,当然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的清楚,但是希望能示范一些小的临床实验的设计,实例, 包括选题的技巧,和设计、实施的注意事项,这样让大家觉得临床实验是亲切的,是我们没做过的人也可以做的,是可以一点点学直至掌握的,需要更大的信息量。 3. 习惯于被灌输,不习惯回答问题,这个很难改变。 另外通过王教授的课,对中美临床思维的不同还不是很清楚,希望多举一些例子,美国医生的临床思维,路径不一样?有哪些优势?减少漏诊误诊? 另外感兴趣的点是:中美临床管理的差异,比国内多了哪些流程,更有效率,更安全,临床专利的申请,医疗器械的创新和临床使用,美国医疗安全,医疗事故的预防。 感谢两位教授及所有的组织者,能感受到你们迫切让国内医疗发展好起来的愿望,我将努力让这个美好的愿望传递回去!
非常感谢两位教授和长木计划的组织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我是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人员,没有医学背景,初到美国时空闲时间比较多,朋友向我介绍了这个活动。第一次参与就感觉收获很大,当时规模还小,大家围着圆桌听shirley讲生物信息基因组测序的发展及开展相关项目的注意事项等,印象深刻的是shirley强调到“其实那些生物信息分析软件并没有那么难,花1-2个星期就能学会,但是很多人没有尝试去学,而更愿意多花2-3个月的时间去解决实验中的问题。”当时感觉这不就是在说我吗,于是听完课后,开始着手学习,也参加不少harvard提供的相关workshop,学习中发现确实没有想像中那么难,到现在能做一些简单的seq分析,当然要深入还需要比较扎实的统计基础,计算机语言能力,但最重要的是这次讲座激发了我的兴趣,我也将随后所学应用到了课题研究中去。所以我由衷的感谢shirley,也感谢这个活动平台。